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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去年至今，青海“秦刻石”的讨论从专业领域出圈，成为“现象级文化事件”。我是历史考古领域的外行，但作为一名高校人文社科教师，深感这场争鸣如同一场生动的思想实验，映照出学术激荡下的思想之光。

争鸣展现了“多重证据法”的当代实践，可谓一次学术方法的公开展示。面对一方刻石，科技考古分析细微痕迹，证明其刊刻年代；历史学者钩沉历史资料，寻找文献信息；文字学家比对字形含义，论证时代特征……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考据的融合，通过媒体生动呈现，让公众看到，重大发现是“多本书”与“实验室数据”的共鸣。这本身即在传播一种重证据、重逻辑、重跨学科的现代科学精神。

公众的浓厚兴趣，折射出普遍的文明自信。刻石撬动了人们对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图景的想象：秦朝的西向探索，基于哪些条件？古老的“昆仑”，究竟蕴含哪些历史文化？秦始皇寻求长生药的过程中，体现出秦代的哪些制度特点？这种热情表明，学术一旦触及本民族的文明叙事，便能引发广泛而深刻的公众共鸣。

从我的工作角度说，争鸣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珍贵的“现实案例”。在我们的思政课堂上，“实证精神”“历史逻辑”等概念，可借此变得可触可感。我们可以与学生探讨：一个历史论断需要怎样的证据链条？学术争议又如何推动认知深入？这块石头成为连接古今、沟通学术与课堂的桥梁，让理论教学扎根于滚烫的实践。

我珍视这场争鸣所开启的公共对话空间。专业学术有通向公众的路径，而社会的关注又反哺学术以热忱。“昆仑石刻”学术争鸣中所展现的理性、开放与跨学科的学术精神，已为社会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“公共课”，这与考古发现同样珍贵。

（作者：杨雨帆，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）